2019,中国如何进一步开放——环球时报年会第四议题嘉宾讨论精彩内容摘编

魏建国: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    

房宁: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     

向文波:三一重工总裁兼副董事长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姚洋: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

  向松祚: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     

  贾康:华夏新供给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

  莫瑞琪:英国经济学人企业事务部主任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何墨池:中国欧盟商会会长

  40年成功核心在党的领导

  姚洋:放眼全球,搞“改革开放”的国家非常多,市场不对外开放的国家不到1%。但自二战以来,仅有11个国家成功从欠发达经济体跃升为发达经济体,证明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市场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,但不是充分条件。因此我们寻找中国过去40年成功的秘诀,一定要在改革开放之外找原因。我认为核心因素是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,中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、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政党,而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党,这样才能抛弃党派之争,把力量凝聚起来。此外,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分权的国家,这点也很重要。

  魏建国:我想关键原因有三条。第一,中国的改革开放,尤其开放是“逼”出来,当时是上下一致、同心同德,领导层与老百姓已经感到最需要开放。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动力。

  第二,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与时间表,到什么时间该做什么,分几个阶段,非常清晰、稳定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
  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有一个坚强的党来领导。

  向松祚:我认为40年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经验是市场活力的释放,是通过不断完善对私有产权的保障,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和创造精神。必须充分肯定这一点,我们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做的事情也就非常清楚了。

  向文波:40年前,我的生活环境可用不堪回首来形容,那时家里两个房子,一个房子住人,一个房子做饭,做饭的房间一半还用来喂猪、养鸡。哪有厕所,在房间外面搭一个遮雨的东西,挖一个坑,搭一块木板,就解决问题。房子屋顶是茅草,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出门就是泥巴,房子里面鸡鸭屎各种都有。

  谈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,怎么说都不过分。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,今天中国发展成就40年前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。

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头看,这40年更多的体现是对外的开放,就是我们打开国门,让别人进来。并且,我们的改革开放跟世界互补性很强,我们原来干的活都是西方世界不愿意干、干不起的事情,鞋子、帽子、高污染行业,低附加值的环节和产业都转移到了中国,中国跟世界的互补性更强,更多表现为和谐,而不是冲突。

  当下最需实现“三个公平”

  莫瑞琪:现在中国面临着三个大的挑战:第一是债务;第二是人口老龄化;第三是中美关系收紧。

  以往,开放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;今天,开放似乎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。中国要在下一个40年也获得成功,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市场,面对不开放的环境怎么办?我认为中国可以先一步开放,想办法真正把一些行业打开,让国企、民企、外企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环境下竞争。

  魏建国: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,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,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,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,都要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。要打造全球最佳营商环境,必须把实现“三个公平”当做需要发力攻克的目标。

  怎么理解?首先是权利平等。目前,一些领域民企、外企总觉得“进不去”,有些并不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不够开放。我们经常以高考为例,每个高中毕业生都有权利参加高考,不能因为你来自城市,他来自农村;你富有,他贫穷;你健全,他有残疾而有所区别。

  其次,不仅权利要平等,规则也要平等。比如有的民企进入石油行业必须有5年~10年的资质,有的外企进入电信、金融行业只能控股25%。要创造以规则为准的环境,国企、民企、外企要全国一张卷,答对了就可以进。

  单有权利,规则平等够不够呢?不够,还要给机会,让每个企业,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。

  贾康:要善于守拙,才能有所作为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还远远不够,中国现在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的是质量怎么提升的挑战。前面发言专家提到制约,我想再补充一条:不要认为我们可以一路强势下去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,廉价劳动成本、自然资源开发低成本都在离我们远去,资本虽雄厚了但找不到投资对象,不给你的实体经济投资。这时对我们受到的制约怎么突破?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。

  西方特别强调科技创新,科技创新在中国怎么发展,进而来支撑高质量发展?关键要有制度环境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强调推进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,强调尊重科研规律,激励科研人员创新,显然是有所指的。到了这个阶段,中国的“钱学森之问”还远不能解决,我们有很多中国制造,但原创性的东西太少。要成为制造业强国,我们碰到一系列矛盾制约,必须要有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提升,认清怎么能让科技创新现在受到的制约得到突破。

  房宁:我补充一个现象,某地方政府布置了消防安全任务,下面的部门执行。当地企业要应付几轮检查呢?首先消防队来了,开着消防车在厂区里转,这棵树打着脑袋了,那个碍着车走了,先清理一遍;之后安监部门来了,也要查一遍;再之后“片警”来了,又要查一遍。

  魏建国: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,全党干部要注意克服我们的本领不足、本领恐慌、本领落后的问题。

  我一直在思考,现在的干部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本领?改革开放40年之后,国家在进步,人民在进步,而我们的干部最大的恐慌恐怕是本领恐慌,所以在执行层面出现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作业,不做又不行。问题是国家需要吗?老百姓希望吗?形势要求吗?因此,我们的各级干部需要不断地学习、提高自己。

  何墨池:从我们中国欧盟商会的角度上来说,我们坚信法治社会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公平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。但是中国现存的一些法规和标准,仍然属于过去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的产物,或者是当时借用国外实行的法律法规照搬来用,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法规制定的核心和原则,以及他们到底要被用来解决什么问题。因此,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法规,导致政府执行过程层面也受到影响,效率打了折扣。所以,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,就需要采用更加与时俱进、更专业和更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解决更为具体的问题。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可以充分理解法规政策。因此必须在立法初期尽可能多地征求各方意见,让大家有机会提出想法和建议,这样可以确保各方对于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原则达成共识,也有利于其执行的效率和效果。然而如果法规框架制定存在问题的话,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,偏离预期的轨道。在这里,我们中国欧盟商会以及会员企业,作为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合作伙伴,一直都致力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和努力。

  未来要学习怎样与世界相处

  姚洋:对改革开放认识不足,导致了今天的许多问题。我们老觉得中国走得太慢了,6.5%的GDP增速还不够,还要7%。中国照这样的速度走,全世界怎么办呢?到本世纪中叶,中国GDP将占到全世界的40%,回到历史最高峰值,GDP总量是美国两倍,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2倍。如果中国拿下世界一半,世界怎么办?

  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就,所采取的措施带有重商主义色彩。以前我们比较“小”,美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认为中国这样走未来可能跟美国更像。现在美国人突然意识到,中国并没有被“和平演变”,中国也是一个有抱负国家。所以,看未来30年,更重要的是怎么调整与世界的关系。

  向文波:一个走出去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?举个例子,现在我们富裕起来了,很多中国人出去旅游,中国人的思维是我到这里来旅游,我创造了就业、创造了税收,我很牛,我就可以大声说话、可以不排队,甚至可以随地吐痰。但是人家不这样认为,人家欢迎你,但前提是希望你不打扰我的生活,这就是在不同的话语频道里面。过去的改革开放更多向世界开放,现在是更多我们要走出去,问题就来了,我们是不是需要适应国际环境,是不是要理解别人?要按别人规则办事?是不是适应别人?改变自己?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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